以清代善堂组织为例浅析古代慈善事业的作用

以清代善堂组织为例浅析古代慈善事业的作用

　　 “善堂”，顾名思义，就是在社会中扮演着救济、乐于助人的角色的一个地方。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开拓者孙中山著作《依心育儿堂》中就有提及到善堂一词。这个民间慈善机构大都由社会精英人士发起成立，经费少量来自地方的资助，大部分来自社会爱心团体比如同乡会馆、同业公所以及民间的慈善捐款。

　　 乐善好施，功德无量。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拥有着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慈悲友善是我们k21的中华传统美德，这些美德在我们历史发展过程中凝聚、教育和鼓舞了中华儿女，是我们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支柱。

　　 中国作为礼仪之邦，大公无私的慈悲之心一直刻在大家心底，我国的慈善活动也是自古有之，慈善事业发展到清代，既是封建文明下慈善的结晶，又是近代社会慈善的雏形，今天笔者在这里主要讨论的是明末开始出现、在清朝达到兴盛的善堂。

　　 清代是我国古代慈善事业十分发达的一个时期。清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的时代，统治者腐败无能，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大量腐蚀着人们的激情与意志，这些慈善机构的出现，不仅拯救了很多孤贫残疾者的生命，而且也救困扶危的实际行动达到了劝善的目的，唤醒百姓沉睡的斗志，传播k21的传统美德，这种劝善对于培养全民素养、维护社会的安定起到至关重大的作用。

　　 善堂包括由朝廷批准的官督绅办或商办的善堂、由当地绅士、商民捐资共建自办的民办善堂和佛教僧人管理的善堂。为了让病饿者稍稍就养焉与遗弃病废之婴儿有所依，统治者下令省城和府州县城建立了普济堂和育儿堂。

　　 后来又相继建立崇善堂、资善堂和百善堂用来栖息穷民，因为天寒地冻，还下旨让三堂修建暖厂，由朝廷每年拨给小米300石。地方上由善士捐资修建的广仁堂，它收养“孤寡之依无告者”，并且此堂为防止养成一群碌碌无为的惰民，为国家平白养了一群寄生虫，那岂不是适得其反；

　　 于是他们实行既养且教的做法，设立各种工所让一人习一业，大家因材施教，各司其职，其乐融融，更是让大家有了能够自谋生计的本事，收养期限截止，大家走出社会，用自己习得的东西养活自己，实现自己的价值。

　　 到了清末时期的上海，善堂更是不胜枚举。特别是士大夫善举颇多，同仁堂、辅仁堂、果育堂、普育堂、济善堂涌入城内。

　　 其所行善举名目也颇多，大致可以分为;1.收养孤老节妇及节妇子女；2.施药；3。施棺掩埋；4.济米等。当然大多是具有多种功能的善堂。当然，清代也有很多功能单一的民办善堂，如清节堂，立贞堂、保节堂等。清代的许多善堂受儒佛道三教的行善思想影响颇深，儒家宣扬“仁者爱人”，又倡导“博施济众”，即是我国历代的慈善组织的航向标，佛心慈悲，佛教中人劝人行善，古装剧中即有很多寺庙施粥祈福的场景，他们非常热衷于参加慈善事业，还有很多创设的善堂交于佛教僧人管理。

　　 清代善堂很多是由民间人士发明建立的，刚开始他们只是聚集在一起以讲学为目的结会结社，他们的讲学理念是“与人为善”，善是一种自我修养也是一种需要感化传播的高尚品质，而这需要大家在帮助他人是众人协力，所以说善堂与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明末清初还是地方精英兴起的时代，这些地方精英成为善堂重要的发起人和处理具体事务的经理者，是善堂发展的核心力量。善堂自治制度的产生是以都市的形成为基础的。

　　 都市是在打破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中形成的陌生人的社会，在都市中，有来自五湖四海需要帮助的无依无靠的贫困者，同时也有众多的地主、绅士与商人等地方精英聚集于此，新型的善堂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然而然的诞生了。

　　 善堂的捐助者和接受救济者可能是互相不认识的陌生人，他们就必须需要依赖一个正确而具有公示性的规约来安排约束利益相关人，由此并形成了一套不同于身份社会的自治制度。

　　 一个团体的自治依赖于其财产和人事的独立，在人事上，善堂的经营模式主要分为三种：会讲制、轮值制、董事制。会讲制是将会讲活动和善举活动结合在一起的管理方式，其特点就是具有鲜明的道德教化色彩；依心育儿堂中是司空见惯，在当时的民间形态也是相当成熟和被广泛利用；董事制大家也是很好理解，由堂长选出品行端正、老成友善之人来担任，协同堂长管理一切事务，优点是加强了善堂的管理，但是也使善堂一步步官僚化，很大程度上缩小了善堂的自治空间。

　　 在我国一直传承着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背景下，善堂是在明末结社潮流盛行、商业都市兴起的环境下形成，这些组织都是较为纯粹的自治组织，有着自己完善的管理制度，慈心为民，善举济世，大家以实际行动践行传播着我们的传统美德，用自己真诚的心为需要帮助的人打开希望之窗，这是我们奉为圭臬的善举，这是我们可歌可泣的时代；

　　 今天的我们却还在为“老人摔倒扶不扶”而犹豫不决，确实是让人惭愧和反省，正如我们老师所说：“老人摔倒扶不扶这本身就是一件荒唐可笑的事”。传统美德的流失我们不希望看见，希望我们能够积极接下这个火炬，让它生生不息的发光。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慈善一旦沾染国家的权力管制，慈善不再是自发自愿的事业，而是异化成一种负担，正如后来善堂的董事制，把善堂推向官僚组织，我们可以看出，国家干预越多，善堂的自治空间越小，民间人士的心会变得小心翼翼，这是国家对善堂组织自治制度的影响，当然，善堂的自治制度也渗透到国家的财政制度和其他的行政制度之中，所以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今天的我们也要为如何让慈善事业更专业、更规范、更精准而时刻奋斗着。